今春拜访南京师范大学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徐复教授。入座甫定,徐老就把一本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古代汉语实用教程》递到我手中,话题自然地落到老先生的得意弟子朱声琦教授身上。徐老高兴地说:“声琦在校读研究生时即已崭露头角,述作斐然。所著诸书,阐述详明,切于实用,确系精思独运,治学严谨,强学力行,有功学林啊!”此书是以朱教授为主撰成的又一部力作,徐老欣然序曰:“声琦此帙,特色显著,语多创获,疑难尽释,是我国高等院校古代汉语教材编著出版的新收获。”出版后,各地反映热烈。复旦大学严修教授、温州师范学院袁泽仁教授、河北师范学院赵伯义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孙永远副教授等许多学者致函赞誉,认为“此书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论述精当,它的出版必将推动古代汉语教学和研究的深入发展”。

朱先生是江苏仪征人,1939年4月生,196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考取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受业于徐复教授,198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任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汉语教研室主任,中国音韵学会、中国训诂学会会员、全国教育学院古汉语研究会理事,江苏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共党员,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已被《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中国教育专家名典》和《东方之子》收录,并任《中国教育专家名典》特约顾问编委。朱先生长年从事汉语史的研究和教学,主攻古汉语音韵学和语法学。18年来出版《文言语法新著》等著作7种,发表《论喉牙声转》等学术论文50余篇,约230万字;点校、审校《全唐文》130卷约100万字,在古音学、语法学、汉语史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在学术界都是开创性的、结论性的,在全国处于前沿和领先地位,填补了一项项空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伯峻先生曾致函热情赞誉道:“吾道不孤,后继有人;衷心欣慰,自不待言。”

古汉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各门功课中较难的,音韵学又是其中难教难学的部分,人称“绝学”。而音韵学中上古音最难。上古音中声母系统比韵部变化大,材料更难找,因而研究声母系统更显其难。古往今来,研究声母系统的学者寥寥无几。王安石曾说过:“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朱先生认为声母系统虽然难搞,但是在研究汉字的谐声系统、古书异文、古籍整理、通假字、古今字、方言、训诂、考古、古代史等方面用处比韵部大得多。因此,长年在这条人迹罕至的崎岖山路上不避艰险,迎难而上,披荆斩棘,勇于攀登。朱教授就是这样一位从事相当艰难的古音研究，并取得多项开拓性成果和重大突破的古音学家。

自清朝钱大昕,二三十年代章太炎、黄侃、曾运乾等诸先生分别提出“古无轻唇音”等古音规律以来,古音声母系统的研究相对沉寂。到80年代,朱先生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喉牙声转”这一古音规律,成为我国语言学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唯一提出并系统论证古音规律的音韵学家。古音规律,犹如物理学上的定理、数学上的公式一样。它从大量的语言实际中高度概括出来,又能反过来解释和疏证大量有关的语言现象。所谓“喉牙声转”即喉音和舌根音之间可以互转,犹如现代汉语g、k—h互转一样。如“会”可以读h—(开会)、k—(会计)、g—(盖子)三个音,便是“喉牙声转”规律在起作用。又如《诗经·氓》:“乘彼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旧注一直认为“复关”是男子所居之地。如果这样理解,上下文便讲不通,也不合情理。朱教授运用“喉牙声转”音理解之,“复关”即“复还”、“复回”之意,表现该年轻女子登墙远眺、望穿秋水的复杂感情,符合诗意。近三千年的疑难一朝涣然冰释。象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能遍举。朱先生精思独运,根据“喉牙声转”理论,疏证了大量的语言现象,纠正了从《诗经》注释到汉许慎《说文解字》到清段玉裁到当代许多出版物上的失误之处,振聋发聩,令人折服,实乃古音学声母系统研究中的经典之论。这种敢于打破前人成说的学术勇气和卓越成就,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推崇。

朱先生还提出并论证了“同一系列声母内部可以互转”的理论、“同谐声的一组谐声字其声母也必然相同或靠近”的理论,大大地发展了清段玉裁“谐声必同部”的思想,提出了喻三和喻四产生的时代和区分的方法,解决了曾运乾先生没有解决的问题,摸清了轻唇音、舌上音、腭化音、照三、邪母、现代零声母等分化、形成的过程和时代,解决了汉语语音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难题,在学术界独树一帜。

朱先生运用自己提出的声母理论,从根本上对我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汉许慎《说文解字》和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进行了再认识,扩大了《说文》学研究的视野,开辟了一条研究《说文》的新途径。长篇论文《段氏注〈说文〉,重韵不重声》在充分肯定段氏韵部研究成就的同时,明确指出段氏把《说文》形声字的“某声”单理解成韵,给每个形声字划归韵部,却不讲声母,因而造成了许多问题。这篇论文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去年第1期《山东师大学报》迅速以显著地位刊登后,旋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复印,受到语言学界高度评价。

朱先生认为音韵研究不能从理论到理论,要消除人们对音韵学的神秘感和畏葸心理,要把音韵学从音韵学家的经院式的研究中解放出来,使它与文字、词汇、语法、训诂有机结合起来,通过高校课堂和自己的著作予以普及,使这门传统的学问焕发出新的活力,得以持续发展。所以,朱先生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非常注重音韵学的应用研究,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同样是难能可贵的。《战国策·齐策》“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这个“以”字许多出版物避而不注。王力先生觉得不好讲,便怀疑是衍文。朱先生根据自己提出的“同一系列声母内部可以互转”的理论,认为这个“以”犹“乃”,是舌音内部定母和泥母的互转,又同属之韵,并举出古书中“以”、“乃”互通的有关例证,疑难问题便迎刃而解。这样的例子在朱先生著作中俯拾皆是。

朱教授目前正在著述《汉语语音史》。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浩繁的工程,已进行了18年,曾被列入江苏省85社科规划项目。我们期待这部独具学术特色的专著早日问世!

朱教授在古汉语语法学方面也有精深的造诣和突出的成就。文言语法学和音韵、训诂既是相对独立又有密切联系的科学,所以朱先生历来不赞成根据形式逻辑单纯看重语法形式而不顾及语法意义和上下文的语言环境,反对孤立地研究语法而不顾及古音,主张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相结合,语法与音韵、训诂相结合,理论研究和注重实用相结合,真正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朱先生在对汉语史的谙熟和语言材料丰赡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对文言语法进行系统、周详的剖析。在充分肯定我国第一部语法学专著《马氏文通》成就和贡献的基础上,指出其失误和不足,大大地发展了文言语法这门科学。朱教授认为《马氏文通》最大的失误在代词理论和语助词理论方面,把许多无指代词“有”当成动词,把许多句末语助词“者”当成代词,因而造成了大量错误。朱教授文言语法学方面的突出贡献,首先就是全面、系统地建立了无指代词理论、“者”作语气助词的理论,提出区分动词“有”和无指代词“有”的方法和标准,完成了杨树达等老一辈语言学家没有做的事。《孟子·梁惠王》:“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传统标点是“曰”下打冒号,”薪”下打句号,且在引号内,把这句看成几个单句,理解为“有个向大王报告的人说… …”。朱先生则认为,这是一个假设复句,“有”是无指代词,“有人”之意;“者”是表假设之意的语助词。这句要理解成“如果有人向您大王报告说… … ,那么大王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朱先生关于无指代词的理论、“者”作语助词的理论从根本上纠正了《马氏文通》的失误,廓清了几千年来蒙覆在“有”、“者”上面的迷雾,还了它们语言性质的本来面貌,填补了语法学的一大空白,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实用意义和很高的学术水平,令入耳目一新。和“喉牙声转”古音规律一样,朱教授这一理论,在我国教育界、学术界广受赞同,并经常被征引、采用。
朱先生全面系统地建立了实词活用尤其是“使动”的理论。20年代陈承泽先生提出“致动”(使动)、“意动”术语。朱教授从使成式与使动式互换的原理中探求和论证了“使动”的语言性质,乃是“动词里暗含一个助动词`使'的概念”,一举推倒了流行于世的所谓“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就是使动词”的观念,并具有适用于“意动”、“为动”等语言现象的普遍意义,从根本上解决了有关“使动”的一系列问题。朱先生不啻陈承泽先生的有功之臣。至于从理论上辨析活用、本义、兼类、省略中心词的区别,阐述其间的联系,高度概括活用规律,也是发人所未发,言之有据,条理分明,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与教学都大有裨益。

在汉语史方面,朱先生也多有建树。如“是”作判断词的时代问题。学术界一般不承认先秦“是”可作判断词。王力先生认为始于西汉末、东汉初。洪诚先生向前推至战国末期《论语·微子》。朱先生通过艰苦的调查研究,采用王力先生的标准,认定“是”作判断词始于春秋,《尚书》、《诗经》、《左传》等古籍里有不少例证。《“是”作判断词始于何时》这篇具有结论性的重要论文在《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发表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全文复印,上海《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摘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外,朱教授考定“其”作独立句主语、“所以”作因果连词、“再”作“又”讲,都始于先秦。

对常见文言文篇目中一些文言虚词的特殊用法和重要用法,朱先生善于吸收前人成果,运用与古音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令人叹服的成果。如杨树达先生《读〈左传〉》:“以,率领。”《史记·陈涉世家》“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以”即率领之意。《韩非子·五蠹》大禹“以为民先”的“为”即“于”… …每解决一个难题,必举出汉语史上的旁证。《孟子·梁惠王》“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的“有”是连词“要么”之意,举《礼记·中庸》“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为证;《岳阳楼记》“微斯人,吾谁与归”的“与”即“欤”,举《论语·公冶长》“於予与何诛”为证……

朱教授研究古汉语语法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成果汇集在其专著《文言语法新著》里。该书不仅学术水平较高,而且突出应用研究,注重剖析疑难,纠正各种出版物文言语法方面的错误200多条。其真知灼见,比比皆是,可谓珠玑遍布,异彩纷呈。1989年出版后,就受到普遍欢迎和好评。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学者宋寅圣先生曾来函求购此书,并多次来函切磋,在其著作里多次征引朱教授的成果。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室主任龚煌诚先生对此书也倍加推崇。1997年初,日本北海道大学汉学家大田加代子女士来华访问、交流,曾托人寻觅此书,朱教授以仅有的一部复本相赠,令她大喜过望。

1998年是古汉语语法学奠基之作《马氏文通》出版一百周年。我国还没有一部真正的古汉语语法学史。朱教授一直有志于著述《古汉语语法学百年史》,并已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相当成果。衷心祝愿这部百年史早日问世。

                                                  文/单汝鹏  编辑/陈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