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8日晚七点至九点，商务印书馆“日新文库”第一辑新书推介学术讲座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我院刘学军老师担任第一场讲座主讲人。本场讲座的题目是《小人物与大时代——法显生命历程中的一次选择“困境”》。责任编辑张鹏主持了该场讲座。商务印书馆官方微博、商务印书馆博格读书视频号、微博、B站、小红书同步直播。
讲座开始，张鹏简要介绍了商务印书馆筹划出版“日新文库”丛书的初衷——“日新文库”是商务印书馆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之关键期，继承先贤“日新无已，望如朝曙”精神，以引领学术为己任，着力发掘和扶植中国学界青年新锐学者；以“创新”、“专精”和“开放”为标准，有计划陆续出版一批能代表当代中国学界45岁以下青年学者的原创性著作。张鹏还介绍说，刘学军老师的这本书从众多的应征稿件中脱颖而出，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书能聚焦慧皎《高僧传》这样一部历代僧传书写的典范作品，从材料源自、文体样式和精神向度等方面，别出心裁地探讨了中古僧传书写的系统性特征，从整体上揭示了中古僧传书写中的诸种张力现象及其与《高僧传》典范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而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了“佛教中国化”命题。
主讲人刘学军在正式开始讲座前，表达对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日新文库”丛书的敬意，他认为这是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老牌出版机构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实践真正意义上的学脉传承和学术创新极富意义的举措，而自己作为第一辑入选图书的作者，在深感荣幸外，更觉友善之压力。
刘学军说明了此次讲座的命意。他指出，一方面，在国家“丝绸之路”文化战略背景下讨论法显及其行纪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从时间上说，法显西行甚至比玄奘还早两百多年；另一方面，学界目前关于法显及其行纪的研究，虽然在多方面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但仍然可以在研究视角转换、视阈扩大等方面加以进一步拓展。此次讲座就是以法显行纪中的具体事件为例，实践这种研究设想。
关于此选题的“切入点”，主讲人坦陈是自己在阅读史料时，发现根据法显口述而成的《法显传》和僧祐《出三藏记集·法显法师传》这两则文献，在书写法显西行返归“南下向都”事件时，存在着值得注意的书写差异——在《法显传》中，法显实际上本欲前往北方 ，后来因为“所营事重”，才“南下向都”；而《出三藏记集》却将法显南下前的躇踌情态弱化，只留下一个毫不犹豫、决绝向南的姿态。主讲人认为僧祐撰作法显传记，在利用《法显传》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该行纪在表述法显“南下向都”事件时所透露出的情势复杂性；而《法显传》由于是据法显本人口述而撰成，所以其所述“南下向都”情节相对于后人改编版本(如《出三藏记集》)更具可信性。据法显自述，似乎在其南下建康之前，曾面临着一个颇让其为难的选择“困境”——一开始是想回长安(“欲趣长安”)，理由是“远离诸师久”，后来决定南下，则是因为“所营事重”。因此，人们自然会问：法显如此踌躇难定背后是否有什么隐情？如果将此疑问分解，则需要追问：(1)法显始欲北上理由中的“诸师”究竟是什么人? (2)法显后来决意南下的理由中“所营”究竟何事?与谁同“营”?
主讲人指出中古材料有限，还找不出直接的回答上述问题的文献依据，只能寻找新的线索加以迂回解答。依法显自述，其南下的目的是“就禅师出经律”，而据存世经典序跋和僧祐《出三藏记集》的补充说明，可知此“禅师”便是佛陀跋陀罗。如此，就需要进一步追问：（1）法显与佛陀跋陀罗之前是否认识?（2）如果不认识，那么是谁居中“牵线搭桥”促成两人之间的合作?主讲人指出，鉴于法显是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而佛陀跋陀罗是弘始三年(公元401年)才来到长安(据汤用彤先生考证)，所以法显与佛陀跋陀罗在弘始元年以前绝无认识、交往的可能，此外，法显在西行游历西域、天竺的路上，亦无与佛陀跋陀罗交往的记录，所以便可以排除法显与佛陀跋陀罗两人之前认识的可能性。如此，便剩下一种可能，即可能有人在两者之间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究竟是谁呢？此时法显行纪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我们需要仔细检查法显西行途中与之相伴的那些人有无可能与佛陀跋陀罗存在交际情况。经过梳理，可知与法显同行交际过的有十人——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智严、宝云、慧简、僧绍、僧景、慧达，而他们当中，只有智严和宝云有传记存世。据《出三藏记集·智严传》所载，佛陀跋陀罗来到汉土正是智严“竭诚要请”所致。此外，智严中途与法显分道扬镳去往罽宾的时间，与遇到佛陀跋陀罗的时间相合；宝云折返途中，亦存在遇到佛陀跋陀罗的可能（宝云最终师事佛陀跋陀罗）。总之，至此可知法显与佛陀跋陀罗似乎并无直接交往，唯一的联系即在于智严、宝云二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法显没回长安而选择“南下向都”，是否是一种基于人情的偶然?因为，当时与自己熟悉的智严、宝云正在南方，身边恰好有佛陀跋陀罗。要评估这种“偶然性”，就得进一步考虑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佛陀跋陀罗和智严、宝云此时由长安来到南方建康是否是一种偶然?其二，法显与佛陀跋陀罗之间是否必然需要交际?主讲人认为佛陀跋陀罗此前同智严、宝云南下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佛陀跋陀罗“被摈”是一件大事(智严、宝云两人随之南下)，该事件背后涉及的是学术与僧团的纷争（参刘学军《佛陀跋陀罗“被摈”始末考——〈高僧传〉的书写与中古佛教僧团的社会、政治境遇》，《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七辑上卷）；佛陀跋陀罗“被摈”后的去向只可能是南方佛教的三个中心，即庐山、江陵、建康——事实上，佛陀跋陀罗“被摈”后的确循此路径行止。至于法显与佛陀跋陀罗之间是否必然需要交际?主讲人认为从情理上讲，法显费劲千辛万苦携归的梵文律典，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来翻译（正是法显“志之所存”处），而排查彼时南北方具备卓越翻译才能的人（《高僧传 》“译经”科几乎囊括了当时知名域外来华译师，因此可以作为排查的依据），唯一能够担起此任的人，或许就是佛陀跋陀罗。此外，还有一处值得关注的证据，即法显行纪镰仓钞本中存在“慧远”异文(在“迎法显道人”前，加上了慧远的名字)，它的意义在于揭出了慧远在关联法显与佛陀跋陀罗关系时的作用。主讲人推测法显“南下向都”前自言“所营事重”，可能正指示着慧远在法显与佛陀跋陀罗二人之间发挥着周密的安排作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法显“南下向都”绝非偶然。
回过头考虑法显为什么一开始“欲趣长安”?主讲人认为法显之所以一开始想要回长安，主要是因为那儿有他自己危难之时都难以忘怀的“汉地众僧”和“诸师”，而究其身份，则应为关中地区的僧众，属于道安僧团。法显自言西行的动机是“慨律藏残阙”，而看道安的传记，很明白见出道安本人及其僧团对于律藏的迫切需要。因此，法显矢志天竺求取戒本，正是道安僧团群体“律经残阙”焦虑情绪的体现。
总之，通过梳理中古僧传材料，复原法显“南下向都”事件的前因后果，可以揭示法显在该事件中所面临的选择“困境”，从中亦可察知公元4-5世纪南北佛教区隔又汇通的生态关联、僧团之间此消彼长的兴替变迁等信息。借此案例，也可捕捉到中古时期僧人个体在时代变动大环境下的犹豫与抉择。
讲座交流互动环节，主讲人针对观众提出的问题，阐发自己对于中古文献阐释限度、佛教史传中的叙事策略等问题的理解。
文/图 史俊超